樊锦诗把敦煌留给后来的人

2013年国庆，樊锦诗走进莫高窟的一间洞窟。那时她已经在敦煌工作了五十年，可这一次，她个子不高，挤在人群里，眼前看到的却是男游客的后脑勺。

洞里拥挤，温度偏高，空气也不好。远道而来的人想看壁画，未必看得清；承载了千年历史的洞窟，却要承受越来越大的参观压力。这个细节，是她后来接受采访时亲口讲的。

少放一些人进去，千里迢迢赶来的游客就得等。敞开了让大家看，洞窟又能承受多久？很多人知道樊锦诗，是因为“敦煌女儿”这个称呼。但她真正难做的工作，就藏在这样的两难里：她要把敦煌留给后来的人，也得想办法，让眼前这些人看见它。为了解开这个难题，她和同事们已经摸索了很多年。

喜欢一个地方，也要在那里过日子

1962年，还是北大学生的樊锦诗，第一次到敦煌实习。她在上海长大，在北京读书。到了这里，住的是土屋，用的是土桌土凳，晚上点煤油灯，喝的水又苦又咸。

可走进洞窟，眼前又完全变了样。壁画和彩塑，让一个学考古的年轻人看得入迷。那些过去只能从书上认识的东西，竟然就在面前。她喜欢这里，可身体确实吃不消，水土不服，实习还没结束，就提前回去了。

有些地方，去一趟很喜欢；可要在那里过日子，而且一待就是很多年，就得好好掂量。第二年毕业，分配到敦煌的樊锦诗又回来了。这一回，她从年轻时一直待到了白发苍苍。

我们今天回头看，常常用“奉献一生”概括她的经历。可这一生，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，里面有工作，也有家里的难处。

她和丈夫彭金章是北大同学。后来，她在敦煌，他在武汉大学工作，夫妻俩婚后长期两地分居。敦煌需要她，家里同样有人需要她。到1986年，彭金章从武汉大学调到敦煌，两人才结束了婚后十九年的分居。他也在这里展开了新的考古研究，后来参与莫高窟北区的发掘，做出了自己的成绩。樊锦诗能一直留下来，有她自己的坚持，也有丈夫和家人的支持。

留下今天真实的样子

人留下来了，洞窟里的难题却还得一件件解决。天天面对一幅壁画，可能觉得它和昨天没什么不同。可当研究人员拿出过去的照片，再对照眼前的实物，有些变化就藏不住了：有的画面受损，有的颜色已经发生变化。莫高窟一直在变老。

一块脱落的壁画，不是一面墙重新刷一下那么简单。它带走的，可能是古人留下的一笔颜色、一段线条。修复、加固、防风沙，这些工作都要做。可是做得再认真，也不能保证文物从此不再衰老。

如果有些变化终究无法阻止，能不能先把它今天的模样，尽可能准确地留下来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樊锦诗接触到计算机技术，开始想到给敦煌建立数字档案。

现在听起来，似乎就是拍照，再存进电脑。真正做起来，远不止这么简单。洞窟有大有小，墙面并不平整，壁画的位置、光线、颜色都不一样。一张照片拍得好看，不等于它能成为可靠的文物档案。拼接时线条变了形，颜色偏了，记录就不准确。今天看不出来的小差错，将来拿去做研究、做保护，可能就会带来误判。

早期尝试的效果并不理想。敦煌研究院与高校等机构合作，一点点试验拍摄、测绘、色彩校正和图像拼接的方法。到了洞里，每一步都是细活：铺设轨道，调整灯光和设备，小心避开壁画；拍回来的图片，还要逐张定位、校正、拼合。

我们在屏幕上轻轻一划，就能看见的一片壁画，背后可能是许多人反复完成的同一种动作。数字化记录也不能凭自己的喜好，把残缺处补得漂亮。哪里完整，哪里已经损坏，都得尊重眼前的文物。它要留下的，是敦煌真实的样子。

到了莫高窟，为什么先看电影

保存下影像，还没有解决开头那个问题：来敦煌的人越来越多，真实的洞窟该怎么开放？

保护工作不能只看门口排了多长的队，还得看洞窟本身的状况。哪些洞窟可以开放，哪些需要休养，温湿度有什么变化，怎样安排参观，既安全，又能让人看明白？这些都得靠监测和研究。

樊锦诗和同事们逐渐把两件事接到了一起。既然已经有了数字影像，能不能先让游客在洞外看懂敦煌，再进入洞窟？2003年，她与其他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。后来，数字展示中心成为这条新路的重要部分。

办法有了，还得过游客这一关。坐了那么久的车，花钱买了票，终于到了莫高窟，却被安排先看电影，游客愿不愿意？屏幕做得再大，也不能假装自己就是千年的洞窟。所以，电影到底拍什么，怎么拍，看到什么程度，才能帮助参观，而不是让人觉得浪费时间？

樊锦诗曾专门去北京看球幕电影的试验效果。那些关于影像和观看的细节，也成了这位考古工作者要操心的事。她需要的不只是把一个中心建起来，而是让这套安排真的有用。

到了2013年国庆，她在人群里看到一排排后脑勺时，这项工作已经推进了多年。那个拥挤的现场，让人更容易理解，她为什么一直在找另一种办法。

2014年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入运行。游客可以先通过数字电影了解敦煌的历史，欣赏洞窟艺术，再走进真实的洞窟。过去，许多背景要站在窟里慢慢听；现在，可以先在外面做好功课。进入洞窟之后，目光就更知道该落在哪里。

数字展示无法替代实物，但能分担一部分观看和讲解的需要，让参观不必全挤在洞里完成。

事情做成了，还要坐回观众中间

中心开放后，樊锦诗反复坐到观众中间。她看电影，也看大家的反应，想知道这种方式，游客到底能不能接受。

这个细节让人很在意。一个守了敦煌大半辈子的人，花了那么多心血，事情做成了，还要坐回人群里看看：大家看得明白吗？这个办法到底管不管用？

到了2016年，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，一批洞窟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，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开放。这意味着，不到敦煌，也有了看见它的机会。

有些人暂时没有时间去，有些人身体不方便，还有些孩子离敦煌很远。现在，他们也有机会先在屏幕上走近那些壁画和彩塑。当年需要年轻的樊锦诗远赴大漠，才能亲眼看见的艺术，开始走到更多人面前。

当然，这不意味着敦煌已经可以高枕无忧。真实的洞窟仍然需要保护，数字资料也需要持续保存和维护。这件事不会在某一个人的任期内彻底完成。樊锦诗身前有前辈，身边有同事，身后还会有接着做下去的年轻人。

回头看她做的这些事，有一点让人佩服：她舍不得这些文物，就真的去想办法保护它们。去研究它怎样受损，去争取条件，去学习自己原来不熟悉的技术，也肯花很长时间，把想法一步一步做出来。

我们常说，要把珍贵的东西留给下一代。可真要留下来，有时就得改变我们今天使用它、接近它的方式。让眼前的人看得明白，也给未来的人留一次亲眼看见的机会。这就是樊锦诗和一代代敦煌守护者一直在做的事。

如果有一天你去敦煌，站在那些壁画面前，也许可以多想一层：我们今天还能看见它，背后有多少人的一生？你身边有没有一样东西，也希望能好好留给下一代？

资料与延伸阅读

樊锦诗2014年访谈：莫高窟“搬”出来才能活起来。开头2013年国庆调研的亲述；不是数字展示项目的起因，正文已明确此前推进多年。

敦煌研究院：敦煌的女儿们。1962年实习、水土不服及1963年毕业分配背景。

北京大学：此生命定，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。夫妻婚后19年分居、1986年彭金章调入敦煌及北区考古。

樊锦诗：“数字敦煌”使文物“活起来”。本人回顾数字档案构想、早期困难和技术探索。

敦煌研究院：数字化保护团队。老照片对照、采集与拼接工作的细节。

敦煌研究院：让“一眼千年”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。壁画病害及承载量研究；没有把保护成果归功于一人。

Getty：莫高窟参观管理研究。湿度、外部环境和参观条件需分别研究，不把壁画病害简单归咎于游客呼吸。

敦煌研究院：愿为敦煌作锦诗。2003年提案、观看试验电影及开放后观察观众反应。

人民日报：用一生去守望。2014年中心运行、2016年资源上线。